传统文人的双重性格
●马鹏浩
儒家与法家合流之后,成了王者的“霸王之术”,文人也自此被玩弄于股掌之间,文人们内心充满的是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本真,眼见的却是刀光剑影,或是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等现实的残酷,就连白居易也曾有过“中隐”的感叹。以他看来,小隐遁迹山林,虽然衣食可足,但总不免冻馁之苦,大隐又缺少先天的定力,无法摆脱世俗的困扰。所以他为自己憧憬一种既可以象“小隐”似的可以不受世俗的羁绊,又可以得到“大隐”的自由自在。不过以白居易坎坷的一生可以看出,这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幻想。这种理想,也成为文人矛盾心理的一个鲜明写照。自古以来,很多文人志士都在痛苦的边缘挣扎。
古代社会,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占据着思想意识的统制地位,孔子“学优登仕”的思想依然是文人的终极目标。他们也为此不惜代价的在宦海中沉浮。陶渊明、郑板桥、苏东坡、白居易,他们或者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罢官自任;或是如一叶扁舟,身不由已的在茫茫人海中漂泊,却不知所终。
文人的隐逸思想还来源于政治形势风雨变幻,社会动荡不安的无奈之选。他们或是遁入空门,借以逃避杀身之祸,如明末著名画家八大山人朱耷、大涤子石涛,以及清末曾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的虚谷。有的纵情声色,以求苟安,如历史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主人公韩熙载。也有的杜门谢世,以诗书自娱,如著名人物画家黄均还为此专门治一方印《弃官卖画》。此外,人生的失意,生活的坎坷也迫使文士借诗书画抒发内心的郁闷,唐伯虎在画上曾题以这样的诗句“漫劳海内传名字,谁信腰间没酒钱。”赵之谦是“海派”绘画的创始人之一,他喜藏书,嗜篆刻,后来妻子病故,家里失火,也治印以号“悲盦”。这些人都借笔抒发内心的愤懑,以求心灵的苟安。
书圣王羲之的法书作品多是日常的书信往来,信中多次提到“服散”一词,这个“散”的主要成分是钟乳石粉末,服用之后能令人产生象吸食毒品一样的幻觉。就象郑智化的歌“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”,书画与酒一样也成了一种精神的麻醉品。
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,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和苏轼的《黄州寒食诗》号称“天下三大行书”,这后二个都是一字一泪的肺腑之言。“书如其人”、“画如其人”、“文如其人”,这些都是历史有名的论述,文人以自已特有的傲骨,抱着美好的理想,在现实与憧憬的夹缝间辛苦的活着。
俗话说“十年寒窗苦”,文人的成长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跋涉,他们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人生的目标。杜甫被尊为“诗圣”,他写的诗被称作“诗史”,因为在他的诗中记述着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,及相关的历史背景。他早年同样抱着“济苍生,安黎首”的抱负,虽然也写下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名句,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曾往周旋于权贵之间,才换得步步高升,然而他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动荡的,现实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,以致身居高位的他却发现很多事都力不从心,无可奈何。老年多病的他心生感慨,所以才有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悲怆。这是他悔恨自已“误入尘网中”的自怜,还是“世事不自由”的无奈呢?
所以说,文人的清苦是必然,这种必然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实利,同样也来源于文人的“清高”。俗话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但是却“水至清则无鱼”。虽然来的纯洁,但是在这个酒、色、财、气。。。物欲横流的浊世中只能在自保与洁身自好之间抉择。
当然文化之中也有不少的幸运儿,比如解晋、比如纪晓岚,一个是编修《永乐大典》,一个是编修《四库全书》。他们都因为特定的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,事实上他们已经从一个纯粹的文人褪变成为一个“文官”。有位伟人就此才说“政治是肮脏的”。
所以历史上出现了诸如“文人画”、“文人书”。之所以冠以“文人”一词,一方面文人总是抱着天真的理想而执著追求,以致于被放逐到“处江湖之远”的地方还在为帝王担忧,他们把自己的遭遇看作人生的宿命,轻描淡写,把“立德”、“立言”看作神圣,契而不舍,并把一切痛苦都转移到书画与诗文。难怪鲁迅的《阿 Q 正传》能成不朽!
一方面他们把这种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寄托于书画,寄托给一些特定的事物,象无土而生的水仙,凌寒自傲的“四君子 ”——梅兰竹菊。他们是想把自己塑成象“四君子”一样坚强,这成了古代文人内心深处的症结。以致于 范仲淹“先天下”与“后天下”的豁达,文天祥“正气”也就定型了历史的瞬间。
文人画,文人书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,更是一个历史产物。就象赵孟頫一样,以南宋宗室来讲,不但身负亡国之痛无以排解,降顺异族亦不为世人所齿。有一次,他去见他的哥哥,他哥哥不理他,还让他从后门出去。就象八大山人的瞪眼鱼、瞪眼鸟,这一双双圆睁上挑的眼睛,是想看破冥冥的天空,还是侧目而视的冷遇呢? |